3G普及前的討論，4G商用時的呼吁，折騰了13年后，“攜號轉網”的靴子終于在5G元年正式落地。

按照大多數媒體的解讀，“攜號轉網”的果子好不誘人：攜號轉網賦予了用戶充分的自由選擇權，帶著號碼更換運營商的時代已然降臨；攜號轉網給予了運營商市場重新洗牌的機會，聯通、電信等稍顯弱勢的運營商，或可以爭奪更多的市場份額……

只是向來“神秘”的運營商市場，不確定性幾乎成了一種常態(tài)，有如“提速降費”的口號喊了許多年，每個月的話費卻不降反升。在動了運營商蛋糕的攜號轉網問題上，“聞其聲，不見實”的一幕是否會再次上演？

01 “攜號轉網”的重重關卡

參考工信部印發(fā)《攜號轉網服務管理規(guī)定》，要求可謂相當明確：

電信業(yè)務經營者在提供攜號轉網服務過程中，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、阻止、拖延向用戶提供攜號轉網服務用戶提出攜號轉網申請后，經營者不得采取攔截、限制等技術手段影響攜號轉網用戶的通信服務質量。

有些遺憾的是，一面是別給“攜號轉網”設立關卡的輿論聲，一面是三大運營商提前布下的重重關卡。

比如“攜號轉網”系統上線試運營后，我根據運營商提供的短信指令進行了攜轉資格查詢，得到的結果是因7個原因無法辦理攜號轉網，包括綁定了寬帶業(yè)務、辦理了WLAN、辦理了家庭群組，以及字面上看不懂的統一支付業(yè)務、尚未使用的個人權益等等。簡而言之，幾乎失去了攜號轉網的資格。

原因也不難理解，距離2009年海南移動開始攜號轉網試點已經過去了十年之久，距離2018年12月份天津、海南、湖北、云南、江西5個地區(qū)的攜號轉網試點，也有了近一年的時間。運營商們有足夠的時間與用戶進行捆綁，譬如家庭群組、寬帶業(yè)務、優(yōu)惠套餐、流量增速等屢見不鮮的套路。

一個直接的例子，攜號轉網的時間進度表出臺后，三大運營商不約而同的針對老客戶推出了優(yōu)惠政策，譬如中國移動的“查網齡送流量”、中國電信的“網齡大回饋”，變相延長了用戶的轉網周期，甚至有網友曬圖表示，參與了查網齡送流量活動后，攜號轉網的時間被“拖”到了2036年。

至于這些業(yè)務“捆綁”是否屬于工信部規(guī)定的“正當理由”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答案，而“解釋權”又牢牢掌握在運營商手中。

如果你是個有攜號轉網資格的“幸運兒”，走到運營商的辦理柜臺前時，還可能被告知一連串的轉出風險：暫時無法接受第三方短信，導致無法正常登陸微信、QQ、支付寶、淘寶等第三方應用軟件，或者暫時收不到銀行、水電服務的通知短信；不能使用支付寶、微信等第三方平臺充話費，還可能因為網絡制式更換手機…..

聽到最多的解釋無外乎攜號轉網所需要的系統改造，涉及到運營商內部、運營商之間，乃至銀行、交通、醫(yī)療等行業(yè)，工信部的攜號轉網系統系統等等。舉個例子，假如某用戶將手機號從移動轉到電信，可電信和銀行的系統對接沒有完成，用戶就可能收不到銀行的短信，也就需要銀行同時進行系統改造。

于是乎，攜號轉網不僅成了三大運營商之間的較量，還成了一場關乎各行各業(yè)的系統性升級大改造。

02 技術讓位于商業(yè)博弈

但技術論和成本論似乎站不住腳。

早在1997年，新加坡就實行了號碼攜帶制度；2003年7月，歐盟要求成員國必須推行手機攜號轉網的政策；2006年日本正式啟動攜號轉網政策，并且手續(xù)當天即可完成……有了國外一起起案例，技術門檻的說法儼然無法服眾。

至于成本呢，彼時日本三大運營商NTT DOCOMO、KDDI和軟銀，給出的退網手續(xù)費約為2100日元，折合人民幣134元；韓國每當新手機上市就成了攜號轉網高峰期，如果在合約到期前轉網，也可以通過繳納違約金的形式離網；英國在今年7月份簡化了轉網程序，一個工作日內就可以完成轉網，且用戶的余額可以繼續(xù)使用。

歸根結底，阻礙中國攜號轉網的因素中，技術和成本的制約幾乎可以忽略，商業(yè)博弈才是動作遲緩的病灶。

把時間撥回到18年前，中國的運營商市場還是電信、聯通、網通、移動、吉通、鐵通和衛(wèi)通組成的七國爭雄的格局，結果卻不如預想中的那般，而是出現了惡性競爭的局面，根據國家審計署在2018年8月份的一份工作報告：2002年到2006年之間移動、電信、聯通、網通、鐵通5家企業(yè)在基礎設施上的投入達到11235億元，但網絡資源利用率普遍偏低，通信光纜利用率僅為1/3左右，同時新技術的應用卻止步不前。

為了根除這樣的惡性競爭，后來發(fā)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。吉通并入網通，再與聯通重組合并，鐵通并入中國移動，衛(wèi)通的電信業(yè)務并入中國電信，正式形成了“三國殺”的市場格局。

背后則是三大運營商達成的“寡頭默契”，原本硝煙漫布的價格戰(zhàn)偃旗息鼓，通信市場秩序井然的走過了3G、4G時代。

某種程度上說，攜號轉網制度的推行也是商業(yè)博弈的結果。在原先的資費結構中，移動在印象中的資費往往高于聯通和電信，在攜號轉網的時間表出臺后，聯通和電信相繼下架了大量低于19元的套餐，可能是為了保障原有的“保號”用戶不會大規(guī)模轉移，其實也扼殺了用戶通過轉網降低資費的動機。

哪怕是因為信號差轉網的用戶，可能的結果也是轉出后再轉回來。畢竟在三大運營商2019年的資本開支計劃中，中國移動的開支約為1669億元，中國電信為780億元，中國聯通對應的數字為580億元，幾乎與應收成正比。資本開支直接決定了運營商的基站密度，并間接限定了正常服務的用戶規(guī)模。

想要實質性倒逼通信產業(yè)的改革，攜號轉網只能說是第一步，基站共享才是關鍵。只是第一步就跑了13年，基站共享幾乎看不到時間點。

03 外部壓力下的被迫變革

吊詭的是，運營商明明是躺在舒適區(qū)中的壟斷者，又屢屢訴苦“壓力巨大”。

從近期發(fā)布的三季度財報來看，三大運營商的營收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，并直接導致了股價的下跌：

中國移動前三季度營運收入為5667億元，同比下滑0.2%，其中股東應占凈利潤為818億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13.9%；

中國電信前三季度經營收入為2828.26億元，同比下滑0.8%，其中股東應占利潤近184億元，較去年同期下降3.4%；

中國聯通前三季度經營收入為2171.2億元，同比下降1.2%，其中股東應占利潤約98億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長11.9%。

關于營收和利潤雙雙下降的原因，中國移動給出的說法有二：一是全面取消境內流量漫游費的翹尾影響，二是提速降費工作削弱了數據業(yè)務的盈利能力。

回到攜號轉網的問題上，同樣屬于政策施壓的產物，系統改造和維護所產生的成本，還將進一步稀釋三大運營商的利潤空間。至少就目前來看，三大運營商在用戶轉入時幾乎零門檻，對用戶的轉出則設置了重重關卡，一重一輕的規(guī)則設計，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運營商的應對邏輯，也就不難理解攜號轉網時的種種套路。

除此之外，5G商用的微妙時間，也為即將到來的攜號轉網蒙上了一層陰影。

僅僅是在2019年，中國移動、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分別表示將在5G基站建設上投入240億元、80億元和90億元。到了2020年的時候，三大運營商計劃將5G建設進一步擴大至全國超過340個城市，基礎投入必然會翻倍式增長。

按照運營商內部的說法，4G的投資還未收回，又要在5G的建設上“燒錢”。盡可能減少用戶的轉出，可以說是所有運營商的必修課，不可避免的在5G手機上下功夫。3G、4G普及時誕生的“合約機”，勢必會成為5G時代的標配，三大運營商也相繼放風將和手機廠商們合作生產自家的5G手機。

所不同的是，4G時代的合約機還只是出現在應用早期，在運營商的終端補貼結束后，合約機陸續(xù)退出了舞臺。但在5G時代，合約機或將成為一種新常態(tài)。畢竟手機運營商們杜絕用戶攜號轉網的最佳方式，無外乎在手機的網絡制式上進行限制，再輔以一定的價格補貼，牢牢將用戶抓在自己手中。

也就可以斷定，如同提速降費多年來的緩慢進展，攜號轉網本質上還是運營商們在上層壓力下的被迫改革，初衷并非是為了給用戶盡可能多的福利。最初的出發(fā)點沒有改變，攜號轉網終歸是矛盾的結合體。

04 尾記

作為一名普通的消費者，誠心希望運營商們能站在用戶的立場想問題。

可現實中的運營商們，早已成為壟斷思維的忠實擁躉，就像“虛擬運營商”曾經引發(fā)的遐想一樣，企業(yè)們從運營商手中購買通信服務，再以自己的品牌售賣給用戶，最終也只是替運營商拉新和留存的馬甲。

攜號轉網會不會重蹈過往的覆轍還未可知，但只要三大運營商的“寡頭默契”依然存在，主動權就永遠不會交到用戶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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