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石渠寶笈特展”：被“清明上河圖”盛名掩蓋的展覽

“從展名可以看出，此次展覽并非‘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書畫精品展’，而是對《石渠寶笈》著錄體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。展覽的學(xué)術(shù)目的旨在讓觀眾了解《石渠寶笈》這部書，了解它編纂及其著錄書畫的特點，以此對清宮皇家典藏書畫的聚散、特質(zhì)和鑒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礎(chǔ)的認識，能夠客觀評價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書畫的價值。”

“今天參觀觀眾較多，排隊至少需要6個小時！”“往前走走，不要停留！”“請跟上前面的觀眾！”“您一會兒可以看高清大屏！”……自故宮“石渠寶笈特展”開展以來，每天都有大量參觀者蜂擁而入，由于武英殿實行200人的參觀限流，工作人員不時地廣播提醒。

9月18日上午，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出現(xiàn)在武英殿，他詢問觀眾如何進入故宮，排隊情況如何。有觀眾告知排隊一個多小時，他拱手表示歉意。前一天，針對媒體和觀眾提出的排隊時間長、《清明上河圖》為何不能單設(shè)展廳、展廳限流措施、參觀隊伍移動太慢等問題，他還對媒體做了回應(yīng)。單霽翔表示：“此次《清明上河圖》全卷展出，引發(fā)了觀眾參觀的熱潮，雖然排隊盛況是故宮博物院近年來難得一見的，但并沒有因此現(xiàn)場失控。故宮博物院根據(jù)觀眾疏導(dǎo)方案不斷增加管理人員和相關(guān)措施，保證觀眾有序排隊、安全參觀，并盡量提供參觀的舒適氛圍。”

此次特展影響之轟動，觀眾“爆棚”之熱情，大概90%是因為一幅傳世珍寶《清明上河圖》。其實，這次特展的主角是一部書，并非哪一幅畫。

《石渠寶笈》是怎樣一部書

“從展名可以看出，此次展覽并非‘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書畫精品展’，而是對《石渠寶笈》著錄體例的第一次集中展示。展覽的學(xué)術(shù)目的旨在讓觀眾了解《石渠寶笈》這部書，了解它編纂及其著錄書畫的特點，以此對清宮皇家典藏書畫的聚散、特質(zhì)和鑒藏的研究方法有基礎(chǔ)的認識，能夠客觀評價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書畫的價值。”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婁瑋闡釋說。

那么，《石渠寶笈》是怎樣一部書？它編纂的前提和體例規(guī)范又是什么？

從六朝到清代，歷代皇家的書畫收藏延綿不絕，成為中國文化傳承的獨特方式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清宮收藏的書畫達萬余件，來源除繼承明代宮廷內(nèi)府收藏之外，亦有大臣進獻、抄家籍沒，或從民間藏家手中購置，以及當時宮廷畫師的作品。而其時，皇家便有了將宮廷收藏的書畫登記造冊的傳統(tǒng)，即所謂的著錄。

清廷于乾隆和嘉慶兩朝，根據(jù)作品的等級,按照作品在宮中貯藏的地點為次序,以“千字文”字頭編號來編纂的大型著錄文獻《石渠寶笈》，分3次集結(jié)完成，分為《石渠寶笈·初編》、《石渠寶笈·續(xù)編》、《石渠寶笈·三編》。書中詳細記載了作品的名稱、質(zhì)地、尺寸、款識、前代鑒藏印記、書體、畫法、內(nèi)容、題跋、印章等信息，同時考訂作者、相關(guān)人物、流傳過程，以按語形式標出。

而《石渠寶笈》在3次編纂過程中，內(nèi)容及方式也有所微調(diào)。中央美術(shù)學(xué)院教授薛永年介紹，《初編》的體例有4點值得注意，分別是尊宸翰、按時序、分等級、重取用?！独m(xù)編》的內(nèi)容比初編多3類 ：一是歷朝舊拓的法帖叢刻；二是關(guān)系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圖畫；三是洋畫和番畫?！度帯穭t在內(nèi)容上，補入了初編和續(xù)編漏載的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“四朝宸翰”，嘉慶皇帝本人的作品，以及臣工進獻而不見于初續(xù)編記載的作品，體例則沿襲《續(xù)編》，但沒有分等。

有趣的是，分3次著錄于《石渠寶笈》的書畫，印璽的鈐蓋均有各自固定的規(guī)制。例如，初編時，上等書畫必須押蓋五璽：“乾隆御覽之寶”“乾隆鑒賞”“三希堂精鑒璽”“宜子孫”“石渠寶笈”，而次等書畫僅用前兩璽。但一般情況下，無論上等、次等，均再加貯藏殿閣印璽，如“乾清宮鑒藏寶”等。續(xù)編時，初入選的書畫用五璽，尤精而編入書中者，加蓋 “石渠定鑒”與“寶笈重編”兩璽，即所謂“乾隆七璽”。由此，觀者即可根據(jù)作品中的鈐印狀況，輕松判斷書畫作品被編入了《石渠寶笈》的哪個部分，也就可以知曉作品在《石渠寶笈》中的分級等次了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即便是有五璽的作品，也有由于諸如獎賜等一些歷史原因，而未被收入《石渠寶笈》的情況。

特展反映皇家品賞文化觀念

“石渠寶笈特展”在武英殿書畫館和延禧宮展廳同時展出。“典藏篇”陳列于武英殿，以《石渠寶笈》著錄書畫為主軸，注重揭示書畫收藏、流傳、辨?zhèn)蔚臍v史，突出展覽的專業(yè)性和趣味性。展覽此部分共分為皇室秘賞、重回石渠、考訂辨?zhèn)稳齻€單元。展出歷代書畫的經(jīng)典之作，如我國最早名家人物畫和山水畫《列女圖》、《游春圖》，最早作于紙上的繪畫《五牛圖》，王氏家族唯一傳世真跡、“三希”之一的《伯遠帖》等，另有清順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慶五朝宸翰集體亮相，尚屬首次。“編纂篇”陳列于延禧宮，以《石渠寶笈》著錄的書畫來源、編纂人員、編纂體例、貯藏地點及其版本與璽印五個部分逐次解析《石渠寶笈》諸編的內(nèi)容與特征。此處展覽也精品眾多，圖書善本、專用寶璽等一一“亮相”，直觀詮釋《石渠寶笈》這一書畫著錄巨作。比如晉顧愷之《洛神圖卷》，及15件《石渠寶笈》專用寶璽。

如專家所言，《石渠寶笈》是一部體例完備的曠世巨作，也有它的遺憾之處，其著錄的書畫并非都是真跡，更非全是精品。因此，此次故宮的展覽也特設(shè)了考證辨?zhèn)蔚膯卧?。婁瑋認為，《石渠寶笈》中的書畫辨?zhèn)尾糠謱嶋H足以作單獨的學(xué)術(shù)展覽來研究和呈現(xiàn)。“這一點作為《石渠寶笈》的重要特征之一，基于今次展覽的體量所限，難進行更為豐富的展示，但哪怕只是作為一個小的單元，也一定要為大家梳理出來，還公眾一個客觀、真實的《石渠寶笈》。”婁瑋說。

眾所周知，清末及民國初年，溥儀以賞賜等名義，使部分書畫名作散失；出宮時還將大批藏品遷離紫禁城,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間甚至海外。因此，《石渠寶笈》成為目前挽救這批失落國寶的最重要線索。薛永年指出，《石渠寶笈》的編纂完成，實現(xiàn)了古代歷史條件下以非圖像手段保存所藏書畫信息的最大可能。“它讓今人在研究故宮舊藏書畫的流轉(zhuǎn)遞藏時得以有史可考，也為書畫藝術(shù)史的研究——無論在架起語言與圖像的橋梁上，還是解釋造假背景的手段上，都提供了重要依據(jù)。”

英國維多利亞與阿伯特博物館高級研究員張弘星認為，對于《石渠寶笈》的研究，有兩方面值得注意，一方面，觀眾需要了解書畫作品的著錄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有著悠遠歷史傳統(tǒng)的客觀事實。“如果把一件書畫作品看成一個活的生命體，那么，《石渠寶笈》之前宮廷內(nèi)外的著錄加上《石渠寶笈》以及《石渠寶笈》之后的著錄，合力完成了著錄體例中一件相同作品流轉(zhuǎn)遞藏的完整‘自傳’的書寫。”另一方面，《石渠寶笈》作為著錄著作的重要性，也表現(xiàn)在它的著錄方式上打破了以往的著錄傳統(tǒng)，而有新的創(chuàng)造。尤其是它反映出來的對一些宮廷中小型書齋所藏作品的著錄。這些書齋是具有陳列展示的性質(zhì)，但這個展示只是為皇帝，或極少數(shù)親近之人所做的精致而私密的“常設(shè)展覽”，由此或可說，通過對《石渠寶笈》的分析，也可看到它內(nèi)在呈現(xiàn)出的中國古代書畫陳列館的雛形。“從這兩個方面，將《石渠寶笈》放到中國久遠的著錄長河里觀看時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它的獨特之處。”張弘星說。

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張震也指出，今天對于《石渠寶笈》的研究，首先需要弄清楚《石渠寶笈》得以編纂的前提。“現(xiàn)在的研究一般會根據(jù)著錄去談《石渠寶笈》是如何編纂，往往把一個重要前提給忽略掉了。”他認為《石渠寶笈》中著錄的作品是把皇室日常生活與繪畫品賞活動緊密結(jié)合在一起的產(chǎn)物。所以，一定需要厘清的是，在這樣一個書畫作品使用功能的前提之下，《石渠寶笈》才根據(jù)所藏地進行了著錄。著錄的前提是藏品，而藏品的前提是皇家文人化品賞文化觀念的支撐。

《清明上河圖》當做“一扇門”

北宋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全長528厘米，此次全卷鋪開陳列。10年前，為了慶祝故宮博物院80年院慶，這幅作品曾經(jīng)展出，之后只分別在香港和日本展出，但都未曾全卷展開。為一睹國寶真容，很多觀眾一大早就在午門口排隊。據(jù)記者觀察，此次特展，很多觀眾是沖著《清明上河圖》而來。該展品所在的武英殿展區(qū)一直排長隊，展柜前人滿為患，觀展隊伍移動緩慢。武英殿的清場時間由正常的17點延長至晚20點，仍然不能滿足觀展需求。

“這次故宮特展已經(jīng)成了老百姓的‘嘉年華’！”知名收藏家包銘山對此感慨道，“這些展出的大部分我以前看過，上海博物館展過一次宋元明清展，《清明上河圖》也在蘇州博物館展過。打個不恰當?shù)谋确剑?lsquo;石渠寶笈’有點像那張百萬英鎊一樣，到了當今這個社會，其實那張真正的百萬英鎊已經(jīng)沒有那么重要了，只是一個真跡、一個效果了。你要看《清明上河圖》，還不如實實在在看印刷品算了，可以在手上看個仔細。在武英殿人擠人怎么看？只能停留幾十秒，后面推著前面，前面又有人催著，只能是看個熱鬧，根本沒法談欣賞。”

據(jù)悉，故宮博物院已緊急加印展覽相關(guān)出版物，如特展圖錄、《紫禁城》雜志9月刊（“石渠寶笈”?？?。在武英門故宮商店，已補充《故宮藏畫的故事》、《清明上河圖的故事》等書籍，方便觀眾翻閱和購買。故宮博物院官方網(wǎng)站、微信也推出了網(wǎng)上展覽，方便無法到現(xiàn)場的觀眾身臨其境。

遺憾的是，很多觀眾在目睹了《清明上河圖》真容之后，對同期亮相、同樣藝術(shù)造詣高超的隋代展子虔（傳）《游春圖》、唐代韓滉《五牛圖》以及首次亮相的東晉王珣《伯遠帖》等，只是匆匆一瞥，有的甚至沒有時間再去東西配殿欣賞，更別說延禧宮內(nèi)“編纂篇”包括顧愷之（傳）《洛神賦圖》卷在內(nèi)的許多珍品，它們默默地成為了配角。

對此，單霽翔表示，由于之前的媒體報道、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大多都集中于國寶書畫《清明上河圖》，導(dǎo)致很多觀眾盲目排隊，只為此作品而來，而忽視了其他那些同樣難得一見的書畫珍品。他希望媒體能夠加以引導(dǎo)，更加全面地宣傳“石渠寶笈特展”的廣度與深度，讓公眾對此展覽有一個全面、整體、客觀的認識。

從建院80周年到90周年，《清明上河圖》十年一見，讓觀賞變成了“朝覲”，民眾的文化訴求與供給之間矛盾正在凸顯。雖然，自2008年4月21日起在武英殿常設(shè)的、每年兩期的“故宮藏歷代書畫展”，已經(jīng)將眾多曾深藏“宮中”的書畫國寶展示給廣大觀眾，但展出的僅是少數(shù)經(jīng)典之作。

而對于很多觀眾看了場熱鬧卻不懂門道的現(xiàn)狀，婁瑋、張弘星均表示，藝術(shù)欣賞能力的提高需要一個過程。廣大公眾對《清明上河圖》、對《石渠寶笈》著錄的作品開始有興趣了，這是一個好的開始，盡管展覽呈現(xiàn)出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，但這種探討一定會催生正能量。

張震說：“通過原生態(tài)的珍寶，例如此次的《清明上河圖》，慢慢引導(dǎo)觀眾進入美術(shù)史的觀看中去。就像小孩子吃飯，遇到?jīng)]吃過的東西，不愛吃，但放點他想要吃的東西，他可能就愿意去吃。”或如張弘星所言，當下環(huán)境中，大眾還是更多地接受到“明星文化”的信息，下一步博物館、學(xué)者需要進一步去探索如何以公眾耳熟能詳?shù)?ldquo;明星文化”為契機，打開更多扇門，讓公眾能夠進入中國藝術(shù)的龐大殿堂中。只有各方合力，為公眾提供更多了解與接觸文化精品的機會，傳遞欣賞的多元方式，讓越來越多的觀眾常常走進博物館、美術(shù)館的時候，“文化盛宴”的意義才會真正顯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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