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系：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前主任 羅伯特·漢尼根
劍橋分析(Cambridge Analytica)濫用5000萬Facebook用戶的數據除了極其卑鄙之外，還可以讓我們得出一條戰(zhàn)略性結論。數據時代有望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福利——才剛剛開始兌現——太過重要，不能由科技公司來決定。
各國政府必須進行干預，以建立對數據使用的信任，但干預方式須促進而非扼殺私營部門和學術創(chuàng)新。
我們很多人都希望美國的大型科技平臺能夠改變自己，但它們的領導層似乎陷入了癱瘓。
Facebook創(chuàng)始人馬克·扎克伯格和他在谷歌和Twitter的同行一樣，使用“建立社區(qū)”和“賦能個人”等非營利組織的語言來描述公司的使命。我毫不懷疑他相信這一點，當然，這是值得贊揚的。
但是科技公司的老板們似乎不敢承認，他們不是在做慈善，他們的商業(yè)模式依賴于把所收集到的數據變現。跟廣告扯上關系是如此的不體面嗎？
由于無法坦承他們如何賺錢，這些公司一直在采取守勢：被迫對他們所登載的極端內容承擔部分責任，被連哄帶騙繳納更多稅款，因為反競爭傾向和吃掉潛在競爭對手而被批評。它們感到四面受敵，但卻犯了一個典型的錯誤：認為既然批評者的部分動機是利己的，那么他們的批評就不值得搭理。
然而，谷歌、Facebook和Twitter都沒抓住重點。在每一次尷尬之后，它們的本能——在它們還是年輕的科技顛覆者時，可能對它們產生了很大幫助——是跟律師和同行工程師抱團。它們進行有限程度的道歉，并希望就此揭過，相信大多數消費者不愿意放棄它們的產品。但這主要不是一個法律問題，最近發(fā)生的丑聞并非真是一種反常情況。
這些平臺無法監(jiān)督從向它們購買數據的數據代理商和聚合商向外延伸的長長的鏈條。它們并不真的知道這些數據被用來做什么。
在數據驅動的經濟中，建立信任需要做到兩件事：政府必須重申數據的所有權屬于個人，個人有權要求公司在他們的信息被如何使用上保持透明。
歐盟(EU)是西方唯一能夠在這方面對付科技公司的機構。它的《一般數據保護條例》(GDPR)正迫使人們對個人數據的看法發(fā)生根本性轉變，只要數據存在，就把數據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交給個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該條例的采納已經遠遠超出了歐盟的邊界。
在紐約召開的一次網絡安全會議上，我驚訝地發(fā)現有一整場分會在討論美國企業(yè)及其供應鏈對《一般數據保護條例》的遵守。產業(yè)部門不可避免地要做出調整，以符合最嚴苛的監(jiān)管機制，從而傳播歐盟的數據保護觀念。畢竟，美國對私營部門采取了更溫和的態(tài)度。
《一般數據保護條例》將有助于迫使企業(yè)提高透明度?？萍脊緦种扑?。它們癡迷于隱秘行事。在它們痛苦地朝著阻止極端主義內容方向取得進展的過程中，最不明智的是拒絕解釋它們是如何做決策的。這是對民主的蔑視，讓它們近來遇到的問題趨于復雜化。
告密者也將繼續(xù)迫使企業(yè)做出改變。年輕員工對那些依賴復雜而模糊的服務條款而非簡單明了的道德規(guī)范的決定感到越來越不安。這些公司正在遭遇自己的愛德華·斯諾登時刻，公眾在理解他們的數據發(fā)生了什么時產生的巨大分歧正在暴露出來。
但對科技公司的惱怒不應讓我們忽視錯誤監(jiān)管的風險。歐盟經常挑出錯誤的問題來抨擊科技，并且似乎往往受到了保護主義的驅動。
歐洲各地的公司都需要創(chuàng)造性地利用數據進行創(chuàng)新的自由，如果數據保護成為數據堵塞，它們將付出高昂的代價。
相反，歐盟應該專注于提高數據處理的透明度，并挑戰(zhàn)大平臺的反競爭傾向。反競爭傾向使我們更難打造生機勃勃的數據經濟。
最重要的是，政府應該支持公開數據的可用性，讓這些數據可以不受限制地獲取。要想確保數據經濟的好處能更迅速、更均勻地傳播，這是我們的最大希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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